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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邯郸市中级法院认为，被告人张某某、李某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均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张某某、李某经预谋后将被害人王某某杀害并埋尸，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作案时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依照刑法第17条第三款的规定，应当负刑事责任。张某某提议杀人并纠集他人参与，提前进行犯罪准备，直接实施致被害人死亡的行为，系共同犯罪中罪责最为突出的主犯。李某积极参与预谋并实施杀人行为，事后与张某某平分赃款，在共同犯罪中亦系主犯，罪责小于张某某。马某某在去作案现场途中得知张某某、李某欲杀害王某某，并跟随前往。在目睹实施杀人时，即离开现场，后帮助毁灭被害人的手机卡，参与了张某某、李某杀害王某某的共同犯罪。鉴于马某某在共同故意杀人犯罪中，未参与犯罪预谋，未实施具体加害行为，依照刑法第17条第五款的规定，不予刑事处罚。相关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依法决定对马某某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11月19日，最高检召开党组会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对广东珠海市驾车冲撞行人案件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部署，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抓紧抓实。要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坚持惩治犯罪与预防犯罪并举、依法从严与依法从宽并重。“严”的这一手什么时候都不能松，对重大恶性犯罪、极端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必须态度坚决，坚决依法从重从严从快惩治，有力震慑犯罪。

　　2023年7月14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被告人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并于同年9月18日公开宣判，以拐卖儿童罪判处余华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余华英于1993年至1996年间伙同龚某良（已故）为牟取非法利益，在贵州省、重庆市等地流窜，物色合适的孩童进行拐卖，得手后二人将被拐儿童带至河北省邯郸市，寻找收买人进行买卖，以此获利，期间共拐卖儿童11名。余华英当庭表示上诉。

　　贵州省高级法院12月19日二审认为，余华英把儿童当做商品任意买卖，严重侵犯被拐儿童的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同时给被拐儿童家庭造成严重伤害，致使亲情离断，难以弥补，有的父母为此身患疾病，甚至郁郁而终。余华英还在本案五起犯罪中同时拐卖了同一个家庭的两名儿童，2004年因拐卖另外两名儿童被判有期徒刑八年，其主观恶性极深，犯罪后果极其严重。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民事部分判赔合理，审判程序合法。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后，依法作出前述裁定。

　　2015年5月25日晚，马玉林驾车（车从堂弟处所借）从甘肃省和政县到临夏市，将怡某接至和政县。5月26日起，马玉林男扮女装在深夜持怡某两张储蓄卡频繁取现共计28.4万元。同年6月21日，马玉林被抓获，公安机关在其家中发现了怡某的储蓄卡及32万元现金，并在附近杂物堆中找到其男扮女装的衣物。6月26日，公安机关在马玉林归还堂弟车辆地点附近的一处田埂发现怡某尸体。经鉴定怡某系他人捂压口鼻、套头等致机械性窒息死亡。此外，公安机关从马玉林所驾车上发现几处怡某的血迹。手机轨迹分析报告、手机基站位置解析也证实，怡某手机号码与马玉林的手机号码在埋尸地附近有交集。

　　最高检除对原有证据全面复核外，还指导甘肃省检察院充分挖掘电子证据的价值。检察机关通过恢复、分析马玉林与被害人的通话记录发现，被害人失踪当天最后8条通话记录均是与马玉林通话，此后再无通话记录。通过分析经纬度测量数据、案发时段马玉林与被害人手机基站位置信息、公安机关提取的涉案手机数据，发现被害人使用的两个手机号码和马玉林使用的手机号码基站信号，自2015年5月25日22时起处于并轨状态，并向和政县移动，先后在马玉林家中停留1小时，在马玉林家附近银行处停留约50分钟，26日1时至4时许在发现被害人尸体处停留约3小时。

　　检察机关结合办案推动水环境重点问题系统治理、源头治理，部分区域河湖“四乱”、农业养殖污染、船舶污染等领域问题取得歼灭性效果。全流域围垦种植、固废倾倒、“僵尸船”滞岸、非法采砂取土、拦河建坝等河湖“四乱”顽疾得到初步整治；在养殖产业聚集区，不仅清理养殖网箱、减少养殖场非法排污，还推行绿色养殖技术改造和产业规范化运营标准；部分重点水域港口码头实现接收、转运设施覆盖，水上加油站免费接收生活污水等服务得到推广，初步实现从个案办理到类案治理。

　　“某某学术车”是医药行业圈内知名微信公众号，主要发表药企爆料文章。2021年1月至10月，该公众号创始人、管理员宋某为牟取不法利益，在此公号发布江苏、河北等五家医药企业的不实或负面信息，在主动联系被害单位称可以删帖或者被害单位主动联系要求删帖时，要求企业签订“公关服务协议”并支付服务费用，否则拒不删帖，迫使被害企业以“公关费用”等名义支付钱款，并承诺删除负面信息、在合作期限内不再发布负面信息等从而降低对企业的负面影响。宋某以上述方式向被害企业索取费用共计153万元。

　　易某非法引进活体巴西红耳龟2015只，即便在鉴定意见作出前有部分龟已死亡，但可以认定的非法引进数量依然有1760只，数量巨大，一旦引进具有不可控性，扩散风险很高。检察机关依法引导侦查机关进行价值鉴定，经鉴定该批巴西红耳龟价值8.8万元，远超2万元的追诉标准。珠海市检察院及时向上级请示报告，并与相关部门反复研究论证，最终决定综合考虑非法引进外来入侵物种的数量、价值等因素，认定该案属于法律规定的“情节严重”情形。

　　2019年8月30日，江苏省常州市中级法院对一起借款纠纷终审判决江苏某建设公司应偿付债权人江某2150万元。在法院采取执行措施之前，常州市民金某明于2019年9月18日在河南省平顶山市也对江苏某建设公司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对方支付钢材买卖欠款9200万元，并申请平顶山市中级法院抢先查封了江苏某建设公司对平顶山市某盛房地产公司的工程款债权（限额1亿元）。其后，平顶山市中级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确认江苏某建设公司应偿还金某明9200万元。2021年1月，金某明向法院申请对调解书强制执行，而此时平顶山市中级法院恰好在执行江苏某建设公司诉平顶山市某盛房地产公司工程款纠纷案中为江苏某建设公司实际执行到工程款1893万元。经金某明申请，该1893万元全部执行给金某明。而江某经常州市中级法院判决胜诉的2150万债权始终未得到执行。

　　2022年5月，平顶山市检察院接受江某举报，对金某明诉江苏某建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职权立案调查。虽然金某明与江苏某建设公司串通进行狡辩，并利用多个中间人和关联账户，通过复杂的资金拆分、转账和现金存取进行掩饰，但检察机关仍查明金某明起诉以及申请查封、执行的目的，是为了逃避江某胜诉判决的执行，金某明获得的1893万元执行款绝大部分回流到了江苏某建设公司关联人员的账户上，甚至金某明的诉讼费、向诉讼代理人支付的代理费都最终来源于江苏某建设公司。

　　没收违法所得申请书载明：李传良在担任鸡西市财政局局长、鸡西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鸡西市副市长、鹤岗市副市长期间及辞去公职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伙同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侵吞、骗取公共财物共计人民币292586.011967万元；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以及利用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4892.1128万元；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共计人民币11000万元，进行营利活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擅自使用国有资金注册公司、擅自决定由其实际控制的公司承揽工程，违法所得及收益共计人民币7325.185136万元。犯罪嫌疑人李传良使用上述违法所得投入到其个人实际控制的公司、项目中，用于土地一级开发整理、房产开发、工程建设等以及购买房产、车辆、土地、设备等，案发后扣押、冻结资金共计人民币140987.522529万元，查封1021处房产，查封土地、滩涂27宗，查封林地8宗，扣押汽车38辆，扣押机械设备10台（套），冻结18家公司股权。

　　该案争议焦点在于，现有证据能否认定是陈某红致死王某。检察机关认为，虽然直接证据只有陈某红的有罪供述，但其供述了大量隐蔽性细节，这些细节“非亲历不可感知”“非亲自作案不可知情”，且供述内容与现场勘查、尸检报告、证人证言等能够相互印证，据此可以认定是陈某红作案。如陈某红供述掐了被害人的脖子，二人在客厅厮打时摔倒，这些都是侦查人员之前并不掌握的隐蔽情节。被害人脖子外部没有伤痕，是通过后来的尸检才发现有损伤，身上也有摔倒造成的擦伤。陈某红供述将被害人抱到床上、盖上被子，并将被害人的拖鞋放到了门口的鞋架上，这和现场勘验记载的情况相一致。陈某红称最后一次离开现场时将房门关闭没有反锁，该情节和第一个进入现场的王某母亲描述一致。

　　为实现个案办理向行业治理延伸，常熟市检察院走访总工会、人社局等，会签《关于建立职工劳动权益保障协作配合工作机制的意见》，建立线索移送、信息共享、联席会议等机制，并联合出台《女职工权益应知应会手册》向企业管理人员及女职工发放。在常熟直播电商服务中心设立企检服务中心，为新业态企业提供法律服务，助力企业依法经营，从源头加强劳动者权益保护。同时推动常熟市政府出台《关于支持直播电商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推进直播电商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北京市检三分院认为一审判决对袁某适用缓刑属法律适用错误，决定提出抗诉。在最高人民检察院驻中国证监会检察室指导下，北京市检察院审查认为，袁某作为上市公司高管，主动将履职中获知的内幕信息泄露给董某，是共同犯罪中的犯意提起者。袁某不仅是法定内幕信息知情人，还是内幕信息的泄露源头，对其应当严格把握从宽幅度。此外，在证监会调查期间，袁某还与董某订立攻守同盟，采取虚构借款事实和伪造借款协议的方式对抗行政调查，说明其主观恶性较深，对其适用缓刑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某市检察院经全面审查案卷材料，询问老李同事和家属，并咨询相关专家及行政机关意见后，认为老李系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且其死亡时间距离首次身体不适去医疗机构诊断的时间未超过48小时，符合“死亡或者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情形。老李胸闷难受、发病直至猝死的过程存在连续性，因对病情的严重性没有作出准确判断，选择回家休息，合乎普通劳动者的自救选择与日常情理。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死亡结果发生可能存在其他原因的情况下，若仅以老李存在回家的行为为由，就拒绝工伤认定，事实上限缩了《条例》规定的适用条件，有悖于保障劳动者权益的立法目的。基于此，某市检察院向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提请抗诉。

　　检察机关调查发现，有4条不实视频播放量大、社会负面影响严重，其中一个自媒体账号制作的视频网络播放量已达到14万余次。经核实，重庆市检察院第五分院锁定了两名自媒体博主的线日分别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诉请其公开赔礼道歉、作出更正说明、消除不良影响，并发布烈士事迹正面宣传视频恢复名誉。同年9月9日，两名被告对检察机关所提诉讼请求全部认同，删除全部侵权视频，在国家级媒体赔礼道歉，并制作、发布了刘国鋕烈士宣传视频。

　　2022年8月，上海市一家企业咨询管理公司老板孙天接到了一起神秘的委托：外籍人士K（化名）委托他有偿提供A公司新能源电池研发和未来产业布局的相关信息。A公司正是一家在这个行业有着重要地位的高科技企业。接受委托后，孙天找到了罗平（化名），罗平又以“专家咨询”为名找到相关公司员工刺探、收买A公司的信息，制作完成三份文件提供给孙天。孙天随即转发给K。孙天很快收到K支付的1.73万美元，并转手给罗平7万元人民币。2023年3、4月，K找到罗平，提出同样的委托。罗平通过刺探、收买等方式非法获取A公司新能源电池相关信息并制作成文件发送给K，又一次收到了10万元人民币的所谓咨询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