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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我国外资大中型工业企业办科技机构(相当于研发机构)2223家,占大中型工业企业办科技机构数的21.2%。外资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机构人员数为14.38万人,占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机构人员总数的18.98%。跨国公司是外资企业在华的重要构成。20世纪90年代初,跨国公司开始来华设立研发机构,截至2007年上半年已达1200家左右(见图一)。目前,全球500强跨国公司中有400多家在华建立了研发机构。
2006年我国外资大中型工业企业(注:本文中外资企业包括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R&D(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达17.2万人,占大中型工业企业R&D人员总数的19.34%。外资大中型工业企业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达14.2万人年,占大中型工业企业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总量的20.43%。从全部规模以上企业的数据看,2006年我国大中型外资工业企业的数目为11586家,占我国规模以上外资企业60972家的19%;同年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R&D人员全时当量69.57万人年,占全部规模以上企业R&D人员全时当量98.78万人年的70.43%。参照大中型工业企业与全部规模以上企业R&D人员全时当量的比例关系,根据外资大中型工业企业R&D人员全时当量约略推算,规模以上企业外资研发人员全时当量可能超过20万人年,占我国规模以上企业研发人员全时当量的20%以上。
2006年我国外资大中型工业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达444.42亿元,占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的27.26%;同年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R&D经费总量1630.2亿元,占全部规模以上企业2134.5亿元的76.37%。参照大中型企业与全部规模以上企业R&D的比例关系,根据外资大中型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数推算,规模以上外资企业研发投入约为我国全部规模以上企业研发投入的27.26%。从R&D经费强度上看,尽管2006年外资企业R&D经费强度为2.5%,略低于大中型工业企业R&D经费强度2.7%,但此前年度,外资企业的该比例均高于大中型工业企业。外资企业人均科技经费拥有量高于大中型工业企业人均拥有量。外资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机构中科技活动人员人均经费为24.4万元,而同年大中型企业科技机构中科技活动人员人均经费只有17.62万元。从增长率看,按2000年可比价,2000至2004年间我国外资企业R&D经费年均增长率为27.6%,其中外商投资企业年均增长率达到33.2%,而同期全部企业R&D经费年均增长率为18.9%,内资企业仅为16.4%。
外资在华专利申请从1993年后呈迅速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达33%,其中特别是发明专利占其申请总量的90%以上。2006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受理数,来自国外的申请有8.8万件,来自国内的申请12.2万件。在来自国内的12.2万件申请中,1/3为个人申请,2/3为机构申请,来自外资企业的申请占机构申请的一半,即外资企业的发明专利申请量相当于我国企业、科研院所和大学等机构申请量的总和。许多实证研究显示,外资在华研发任务多由母公司下达,研发成果大都由母公司在境外申请专利或享有,而在国内较少申请发明专利。考虑到这一因素,外资在华的实际研发产出还要大得多。从新产品产出看,2006年外资大中型工业企业新产品产值占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总产值比重为20.2%、新产品销售收入占大中型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为19.7%。
外资在华研发活动主要集中在通信、计算机、软件、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领域,并进一步向研发密集型服务活动延伸。2006年高技术产业中外资R&D活动人员折合全时当量达59698人年,科技活动人员数达129710人年,均占高技术产业总体的三成以上;研发和新产品经费投入占高技术产业总体的四成以上。而从产出看,外资新产品的产值和销售收入占高技术产业的近七成。我国高科技领域中的发明专利绝大多数来自国外。如无线电传输、移动通信、半导体、西药、计算机领域,来自外国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分别占93%、91%、85%、69%、60%。2006年我国高技术产业中的外资企业科技机构已达588家,科技机构中科技活动人员达57697人,平均每家机构98人。同年,高技术产业中三资企业科技机构人均年科技活动内部经费支出为23.8万元,而高技术产业中全部企业同样的指标为19.3万元。
许多跨国公司设立中国总部、转移研发模式、整合在华各项资源,以形成更强的整体研发力量。外资在华研发机构有的成为跨国公司全球性研发中心,有的成为跨国公司在海外最大或唯一研发中心。微软中国研究院规模已达5000人左右,是其在全球最大的基础研究部门之一。摩托罗拉作为1993年首个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的跨国公司,2003年注册9000万美元成立中国技术有限公司,整合已有的19个研发机构,集管理、研发、销售三位一体,建成世界级研发中心。迄今摩托罗拉在中国的研发人员数已超过3000人,研发投资达8亿美元,占其研发总投资额的2/9。随着摩托罗拉中国创新园的落成,中国已成为摩托罗拉全球最大的生产与研发中心。2002年爱立信成立中国研发总院,整合已有的6个研发中心,提高研发能力,更多地承担全球性研发任务。葛兰素史克2007年在上海设立研发中心,负责全球范围内用于治疗神经系统退行性病变药物的职责,其规模计划将达到或超过费城以及伦敦研发中心,成为葛兰素史克最大型的研发机构之一。葛兰素史克还加大了对其在中国的神经科学研究中心的投资,并计划6年内在该中心聘用1000名科学家,使之成为神经科学“药物发展卓越中心”。
跨国公司刚进入中国时,主要是针对市场本土化的需要,进行适应性和专用性的应用研发。近年来,随着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战略的深化,一些基础性研究和全球需求的前瞻性技术研发也移入中国。2006年微软集团成立中国研发集团,整合其在华所有的研发机构,同时明晰和部署了长期研发战略和目标,其中重点是走向全球化的核心技术研发,并形成一套包括基础研究、技术孵化、产品开发和产业合作在内的完整的创新链条。微软WindowsVista、Office2007和Exchange三大产品开发并成功市场化,该研发集团贡献了100多项创新功能,微软中国研究院从事基础性研究,以5~10年市场需求为研究目标。诺基亚在华设有6个研发中心,其全球销售量40%的手机就是由北京研发中心研发。惠而浦集团在北京、上海、深圳和顺德等地建立了基于全球平台的国际级研发中心,旨在集成全球核心技术进行联合开发适用于中国市场的产品,其超薄滚筒洗衣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诺维信是全球最大的酶制剂公司,其现有两个真菌库,一个在丹麦,另一个在中国。目前,诺维信中国研发部所承担的任务只有20%是直接针对于中国市场的开发;另外80%均是国际项目。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所拥有软件五大品牌的研发工作很多在中国进行。朗讯公司的贝尔中国研究所开展基础性研究。摩托罗拉全球软件集团的8个重点研究方向中有5个在中国开展。韩国三星电子在华的研究定位于高端化软件需求。
当前,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战略已不仅仅局限于创新链的某一个环节,而是围绕创新链和创新体系进行全方位、立体化布局,研发、生产、销售齐头并进。截至2007年底,全球前十大轮胎巨头已经悉数来到中国。它们(除德国大陆公司外)在中国内地基本上拥有2~3家合资或合作企业,从中国总部、生产基地、培训中心、研发机构到加盟体系,在中国的立体式战略布局已基本完成,并控制着国内75%的国内市场份额。目前全球排名前100位的汽车零部件生产商中,有70%以上已进入中国并开展业务。大部分采取独资或合资企业形式,全面控制产品研发、技术、图纸、原材料、制造流程、机械设备甚至销售渠道的各个环节。2008年全球IT产业巨头英特尔投资25亿美元在大连投资建设了全球第八家、亚洲第一家300mm晶圆厂,从而完成了我国迄今为止收到的单笔金额最大的高技术产业投资。
随着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战略的不断深化,其战略执行工具也越来越多样,包括合资、合作、独资、并购、设立专门计划等多种方式。其中,跨国公司通过并购本土技术优势企业,包括具有长期技术积累的民族品牌企业,获取先进或核心技术,进一步加强资本和技术控制。2008年德国拜尔公司以12.64亿元的价格收购东盛科技(包括“白加黑”在内的东盛科技启东盖天力制药有限公司止咳及抗感冒类西药非处方药业务),以及一个生产基地和一套销售网络等相关资产。西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多年来是中国轴承行业的重要研发和制造力量,也是中国首家上市的轴承企业,该企业在被一家外资企业以并购其铁路轴承这一块优势资产的方式合资后,放弃了控股权,不仅没有得到先进技术,原有名牌产品的生产萎缩,直至丧失制造资质,退出了原有市场。
研发的核心问题是人才问题,跨国公司研发战略始终包括相应的人才保障计划。比如微软公司在通过注资与国内软件企业加强合资、合作的同时,部署在中国同时培养世界一流的高端软件人才,计划在5年内培训1万名专业骨干软件人才和大量非专业人员。英特尔公司为应对中国产业对半导体人才的质量需求,采取了长期“深耕”策略。在建设大连芯片厂的同时,英特尔与大连理工学院及大连市政府合作设立大连半导体学院,旨在打造中国最先进的集成电路产业技术人才培训基地。而惠普公司的举措是,其中国实验室通过与我国高等学校高水平的研究机构合作,利用国内大学现有的研发团队,配合“中国教育网格”、“中国教育科研网”等国家重点研究课题进行联合研发。
跨国公司在我国的发展,高效地配置了生产要素,设计开发出更加符合我国市场需要的产品,进行了更高层次的技术转让,使得我国企业创新得以建立在一个比较高的层次和更加开放的全球平台上。跨国公司在华研发不断加强和深化,客观上改变了国内的竞争环境,对本土企业和科研机构具有示范作用,促使本土企业和研发机构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和面向市场开发产品的能力。随着我国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迈向新台阶,许多跨国公司已将其愿景、规划,甚至举措更加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理念相融合,有利于我国利用全球资源开展自主创新。比如英特尔提出的在华发展战略目标之一是“不断推动中国持续发展”;微软提出的理念是“微软在中国的研发与创新,是中国整体自主创新很重要的一部分。微软的创新必然和中国的信息产业相融合,只有中国信息产业成功,微软才有可能成功”;思科公司通过与我国教育部、国家开发银行、阿里巴巴集团等签署一系列教育、中小企业等领域的合作项目,贯彻其“与中国共同成长”的理念。这些均有助于提升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以及我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
一是外资研发活动在本土发生,可以更多地培养本土人才,产生增强的知识溢出效应。人才从跨国公司回流,成为溢出的重要方式,已有摩托罗拉、英特尔、惠普、微软、IBM、朗讯、阿尔卡特、通用电气等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高层人员回到本土研发机构的案例。二是越来越多的高端技术产品直接在中国本土研发设计并实现产业化,通过实物产品的溢出更加普遍。三是研发合作深化和广化,出现战略合作、产学研合作等合作形式的溢出。2008年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微软全球战略合作伙伴和中国第一家微软全球独立软件开发商合作伙伴。这是微软在全球级别最高的独立软件开发商合作项目,双方在技术产品开发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四是跨国公司研发业态对国内科研管理和研发组织机构具有示范作用,为我国改革研发体制、提升产业研发能力提供借鉴。
跨国公司由于开展基础研究、竞争前技术研究,拥有高端技术和新兴技术,能够设定创新目标、主导创新过程、拥有创新成果、掌控整个创新体系。在该创新体系中,虽然有本土资本加入其中,但执行的是跨国资本的功能,为跨国公司研发体系服务;本土企业只能按着跨国公司的技术范式加工组装,难以提升技术层次,甚至形成技术“路径依赖”。我国汽车业近年来被称为“井喷式”发展,但本土品牌缺失,基本上都是外国品牌的组装厂,国产洋品牌轿车占据90%以上的市场份额。主导、控制了产业创新体系,就主导、控制了与创新体系相匹配的产业链,从而改变若干产业的市场竞争格局。若干产业始终被配置在低端,技术依赖严重,导致我国部分产业研发队伍不完整、技术能力积累不连续。最直接的影响是跨国公司以并购等方式扩大对中国市场的占有份额,导致许多著名的民族品牌被取代。独资式经营方式可能将当地研发机构挤出去。整体产业并购的方式则更加有可能直接导致本国R&D活动的停止。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有的创新型企业出现被外资并购的危险。
跨国公司具有雄厚的资本、技术优势,而且具有先进的经营理念、机制,吸附力很强,我国稀缺的研发资源可能从本土企业和研究机构外流,从而削弱本土企业的研发能力。我国本土企业由于自身规模、市场环境和内部机制等方面原因,研发投入较少、人才缺乏;跨国公司在与国内机构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具有很强的人才聚集效应,外资企业对人才的吸引力大于内资企业,进一步扩大了国内企业人才缺口。市场资源是战略资源,也是推动研发进程的决定性因素,跨国公司越来越重视基于中国本土市场开发的研究开发活动,并从具体的细分市场入手,进而大面积占领中国市场,压缩了本土企业研发的市场空间。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形成了大量具有市场化前景的技术积累,这些宝贵的稀缺资源,已成为当前跨国公司重要的争夺对象。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正确处理好内外资的关系。从研发投入的比重来看,主要创新型国家外资企业研发投入占全部企业研发投入的比重都在30%以内。美国、日本较低,美国2007年为14.4%、日本2003年为4.3%;德国和法国较高,德国2003年为26.7%,法国2004年为25.3%。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看,《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规定:到2020年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应降低到30%以内。考虑上述因素,我们认为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研发投入经费动态增长比例1∶2为宜,或者说在内外资企业研发投入共同增长的前提下,外资企业研发投入的比重保持在30%左右比较适当。目前,这一比重不到30%,处于适度区间,还有一定增长空间。
应在国家战略的层面上对本土研发能力和体系建设给予高度重视,制定并实施“中国本土研发促进计划”。特别是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情况下,企业研发投入、社会研发资金、产业化资金预计将会趋紧,促进本土研发特别是企业研发更是迫在眉睫。应根据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纲要R&D/GDP总体目标,突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需求,针对未来12年本土研发投入总量、结构、区域和产业布局,进行统筹规划和系统部署,明确技术研发方向和阶段性目标;改革研发体制,发展研发产业,提高研发效率。当前要紧紧围绕扩大内需、振兴经济、促进发展的中心工作,集中研发一批带动性强又有最终用户的技术,加速转化一批经济上可行、产业化条件良好的技术,大力推广一批已经成熟又先进适用的技术,建立新的产业链和产品市场。
此次从美国发端的全球金融危机,表明传统的发展方式存在严重问题,预示着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从上个世纪末期研发外包开始,到今天研发性企业的兴起,一个研发活动产业化的时代已经悄然来临。研发活动是与实体经济相联的。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的发展,加之国际制造业的转移,实体经济庞大,但增长方式粗放。中国应充分利用实体经济庞大的优势,抓住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优化升级外资结构,大力促进国际研发产业向中国转移,转变增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