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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造业是宏观经济的重要支柱，已成为国家间竞争的关键领域。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全球制造业发展格局正经历深度调整。欧美发达国家聚焦高端制造和数字经济领域，加速构建本土产业链；新兴经济体依托生产要素成本优势，积极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我国制造业加快向创新驱动转型，向价值链高端跃升。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能够高效集聚创新要素，推动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形成协同效应，进而提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不仅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宏观经济稳定、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必然要求，更是应对全球产业竞争、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关键举措。具体来看，一是提升产业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增长。先进制造业集群具有产业密度高、创新能力强、辐射带动作用大等特点，能够为经济增长提供坚实支撑。集群内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紧密互动，知识外溢和技术扩散效应显著，有效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二是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升宏观经济稳定性。通过集群化发展，可构建从基础材料、关键部件到整机生产的协作网络，显著提高抗风险能力。三是优化区域产业布局，改善宏观经济结构。通过引导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快培育，有助于优化区域布局，带动中西部等地区产业升级。

　　我国不断加强顶层设计和政策支持，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自2019年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专项行动，集群提质升级步伐加快。2023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意见，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印发《制造业可靠性提升实施意见》。相关政策的出台明确了集群培育的原则、目标与路径，构建起全链条政策体系，为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例如，通过开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竞赛在全国遴选培育对象，给予资金、政策等支持，有效激发了地方积极性。财政部、科技部等部门通过专项资金扶持、税收优惠激励等多元方式，系统推进集群内关键技术攻关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各地结合自身产业基础与特色，出台配套措施，在土地、人才、金融等方面予以倾斜。

　　经过多年培育，我国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成效显著，整体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第一，综合实力持续增强。2024年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名单显示，35个集群覆盖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等重点领域。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不断扩容，实现了制造业重点产业链全覆盖，成为稳定工业经济的“压舱石”。例如，广东省深圳市新一代信息通信集群作为深圳工业的“拳头”产业，汇聚了华为、中兴等龙头企业及细分领域领军企业、众多中小微企业，共同形成较为完整、颇具活力的电子信息产业集聚地。第二，创新动能加速释放。科技成果持续涌现，集群已成为创新策源地。以湖南省长沙市工程机械集群为例，该集群汇聚多家全球工程机械50强企业，在高端装备领域持续取得技术突破，近年来专利授权量实现快速增长。第三，协同生态日益完善。集群内逐步形成“链主”企业引领、中小企业协同配套的发展格局。广东省东莞市智能移动终端集群以龙头企业为核心，集聚相关配套企业，形成完善的产业链与供应链。第四，开放合作层次提升。一批先进制造业集群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在国际舞台上树立中国制造新形象。江苏省苏州市生物医药及高端医疗器械集群吸引全球顶尖生物医药相关企业汇聚，推动资源配置和市场开拓，全球化步伐不断加快。

　　当前，我国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部分集群存在同质化竞争，治理机制与创新生态仍待培育和完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瓶颈尚未彻底突破等。下一步，应充分发挥新型制优势，坚持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相结合，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强集群创新网络建设，支持“链主”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攻克共性技术难题。深化开放合作，推动集群嵌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高端环节，打造一批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此外，还需进一步统筹好稳定政策、增长政策与结构政策，实现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促进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壮大，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以科技创新促进集群迈向高端化。强化科技创新引领，加快建设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鼓励集群内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聚焦高端芯片、工业软件、新材料等领域，突破“卡脖子”技术瓶颈，加强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布局。通过融合新技术、应用新材料等方式改造传统产业，提升其创新发展能力。同时，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健全产业发展政策，推动实现集群化发展。引导优质要素向国家级集群汇聚，打造一批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更多世界一流企业。

　　以数智赋能驱动集群智能化升级。推进集群内企业智改数转网联，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需求，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与制造全过程融合，建设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网络化协同，鼓励制造业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工业互联网与重点产业链“链网协同”，建设智慧产业链供应链。完善标准体系建设，建立健全智能制造领域的标准体系，积极推广标准的实施和应用试点、示范。截至今年4月，我国累计发布472项智能制造国家标准、50余项国际标准。

　　协同发力推动集群绿色化转型。加快传统产业产品、用能、原料结构调整和工艺流程再造，构建清洁高效低碳的工业能源消费结构。加快传统产业绿色低碳技术改造，发布绿色低碳技术导向目录，支持大型企业全流程系统化改造，发挥“链主”企业带动作用，推动园区整体改造升级。综合考虑区域因素，严格项目准入，推动区域产业绿色协同发展。强化绿色低碳产业链分工协作，推动新兴技术与绿色低碳产业深度融合。在政策推动下，2024年我国新培育国家层面绿色工厂1382家、绿色工业园区123家。截至2024年，国家级绿色工厂达6430家。

　　一是先进制造企业正向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攀升，形成集群强大创新能力。湖南长沙工程机械集群在超大直径盾构机主轴承技术上的突破，就是集群强大创新能力的典型例证。为制造超大直径盾构机的主轴承，集群内企业经过多年努力，自主研制出可用于超大直径盾构机主轴承加工的全套工业母机。这一突破是上百家配套企业共同努力的结果，涵盖软件设计、材料研发、加工制造、工艺技术以及专业检测等全链条。这种创新能力的提升，不仅解决了“卡脖子”的关键技术，更在高端制造领域形成竞争新优势。

　　一是资源禀赋驱动的内生演化模式。凭借丰富的能源、矿产等自然资源，通过技术创新突破资源的初级开发局限，进一步延伸产业链、发展循环经济，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与产品附加值，从而将资源禀赋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实现从资源依赖向产业主导转型。陕西榆林依靠得天独厚的煤、气、油、盐资源，通过大力推动技术创新，精心构建“煤头化尾”的全产业链，成功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具有高技术附加值的产业集群优势，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提供了范本。

　　二是龙头企业引领的产业生态构建模式。在产业链复杂度高、协同需求强的先进制造领域，通过引入或培育具备垂直整合能力的“链主”企业，依托其技术、资本与市场优势，吸引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形成分工明确、协作高效的集群网络。该模式的关键在于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降低产业链协同成本，提升集群整体竞争力。安徽合肥以前瞻性眼光和耐心资本投入，成功引入新型显示产业龙头企业，并吸引包括玻璃基板制造商、终端应用企业等在内的全产业链核心企业落户。2024年，合肥新型显示产业产值达1235.35亿元，同比增长21.5%，生动演绎了从招引一个龙头到集聚一条产业链再到营造一个产业生态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实践。

　　三是产业基础衍化的路径升级模式。依托区域历史形成的制造业基础，结合技术发展趋势与市场需求，通过政策引导、技术改造与产品升级，激活存量产业资源，推动传统产业向先进制造领域转型，实现传统制造业“老树发新芽”，形成立足根基、链接未来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路径。这一类型的典型代表是江苏常州。作为长三角老牌工业基地，常州在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等领域拥有深厚的产业积淀和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群。面对新能源革命的浪潮，常州精准布局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与光伏等赛道，不仅集聚了一批代表性企业，还打造了完整丰富的新能源产品配套体系，将传统制造优势成功嫁接到新兴产业之上，从而迅速崛起成为“新能源之都”。

　　我国高度重视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截至2024年，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已有80个，技术含量高、创新性强、带动作用大，但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差距。例如，有些集群主要依靠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所从事的生产制造环节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有些集群技术原创性不足，对高新技术研发支持力度不够，同时缺乏与大学、研究机构等的长期稳定合作机制，技术创新有待加强；有些集群品牌与市场渠道建设滞后，全球合作网络不健全，跨区域集群协同机制不完善，要素流动效率偏低，国际化水平尚需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