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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二战时期普通轰炸机机组人员的工作环境。在没有复杂瞄准系统的情况下，只有在1500米以下的高度才能准确命中目标。但在这里，高射炮火炮和敌方航空兵会构成严重威胁。如果像美国B-17、B-29等“超级堡垒”轰炸机，为了躲避敌方高射炮和战斗机的拦截，必须在6000米以上的高空执行轰炸任务。可在这个高度，飞行员连地面的城市轮廓都难以看清，更别说精准命中工厂、桥梁等关键目标。那么计算炸弹的下落轨迹就会变成一项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

　　在诺登瞄准器出现之前美军航空兵中，机组人员最初通过PDI（飞行员引导指示器）系统进行协作。在跟踪目标时，轰炸手按下按钮，推动仪表板上的指针，指示飞行员向左或向右转弯。飞行员必须将飞机保持在指定的高度和速度上，确保飞行绝对平稳。如果飞行员出现偏差，轰炸手的所有努力都将付诸东流；而如果轰炸手对目标的跟踪不稳，PDI指针的抖动也会导致飞行员操作失误。轰炸精度堪称“随缘”，白天轰炸时，炸弹能落在目标周围120米范围内就已经算“精准打击”。夜晚或复杂天气，偏差甚至能达到数公里。

　　Mark XV 很出色，但也并非完美无缺。直流电机的碳刷磨损迅速，需要频繁更换。此外，碳粉会堵塞陀螺仪传动轴的精密轴承，增加摩擦，需要不断进行清洁和润滑。垂直陀螺仪的校准过程十分繁琐，尤其是在气流不稳的情况下。轰炸手必须手动调整两个液体水平仪（类似于建筑水平仪）。这需要花费 5 到 10 秒的时间——对于战斗投弹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时间。方位和距离调节手柄位于同一侧（右侧），这使得双手同时操作几乎不可能。陀螺仪的自由转动角度受到限制。在剧烈颠簸时，陀螺仪会达到极限并偏离旋转轴，导致整个投弹过程失败。

　　所有这些缺陷只能通过一种方式来弥补：陆军航空队的轰炸机机组人员不得不人为地“调整”输入数据——通过瞄准具的操纵杆和手柄故意扭曲高度、速度和其他参数的读数，以求达到某种可接受的精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卡尔·L·诺登公司的情况并不理想——工厂根本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产品采用手工组装和调试。诺登的方法成了他的阿喀琉斯之踵。这些瞄准具变得极其昂贵，生产速度缓慢，而且在野外环境下几乎无法维修——一个“诺登”瞄准具的零件往往无法直接安装到另一个上，需要长时间的调试才行。

　　尽管如此，卡尔·诺登公司还是将瞄准具改造以满足陆军和战略航空兵的需求。Mark XV的总成本令人瞠目结舌。其当时的研发和生产成本估计为15亿至20亿美元（据不同计算，相当于2025年的250亿至400亿美元）。也有更保守的估算，认为这款超级瞄准具的最终研发成本为11亿美元。但这依然高得离谱。作为对比：整个曼哈顿计划的花费约为20亿美元。“诺登”瞄准具的研发项目官方成本高于一艘“衣阿华”级战列舰，且在早期阶段，其保密级别甚至高于核机密。

　　在纸面上，“诺登”瞄准具看起来令人印象深刻。这款产品造价极高，由2000个部件组成，完全可以被称为一台机械计算机。在战争期间，当飞机停在地面时，会将瞄准具的上部——即所谓的“足球”——从下部稳定器上拆卸下来，在武装警卫的护送下放入基地内专门的诺登保险箱中。在理想的靶场条件下，该瞄准具从6-9公里高度投弹时，圆概率偏差可达23-75米。但这还不是极限。宣传人员声称，使用该瞄准具从9000米高度可以击中直径4.6米的圆圈。甚至还有说法称，可以将炸弹投到所谓的“咸菜桶”上——据说这是“超级堡垒”轰炸机的目标。实际上远非如此——从4600米高度投弹时，投弹手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击中直径120米的圆圈，这很难被称为高精度轰炸。

　　美国军方曾在宣传中吹嘘：“有了诺登瞄准器，瞄准具通过陀螺仪稳定瞄准线，自动计算炸弹弹道，甚至能与自动驾驶仪联动，我们可以从9000米高空，把炸弹扔进敌人的烟囱里。”可当这款“神器”真正投入实战，现实却给了美国人一记响亮的耳光。可是在实战中，投弹精度大幅下降：1943至1945年欧洲战场的投弹圆概率偏差为300至1000米，经常超过1600米（有时甚至达到数公里）。美国人经常改用H2X雷达透过云层投弹，或采用“跟随领航机”投弹，这抵消了其优势。在太平洋战场，针对日本军舰的轰炸更是“惨不忍睹”——即便有诺登瞄准器，炸弹命中军舰的概率也不足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