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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好痛啊。在英语世界里，那些总是抱怨自己倒霉、过得一团糟的人，常常被戏谑地称作Miserable Basterds。这个词字面上可以翻译成痛苦的杂种或可悲的混蛋，它经常出现在一些充满虚无主义色彩的作品中。例如，《瑞克和莫蒂》中的瑞克曾经问莫蒂：你为什么总是做个可悲的混蛋？而在《马男波杰克》中，波杰克则自问：为什么我非得是个痛苦的杂种呢？类似的问题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提法。比如，我们可以问个人，为什么总是那么消极；问媒体，为什么只报道坏消息；问贾樟柯，为什么总是聚焦苦难；问精神病患者，为什么一切都归咎于原生家庭；问3DM，年终总结为什么总是那么晦气。类似的问题清单还可以继续延伸。而今天，我要谈的这个问题，正与《地铁2039》以及传统的斯拉夫苦痛情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现在的情况是，如果你想要严肃地评价一款由痛苦的斯拉夫人组成的痛苦的斯拉夫游戏，那么首先得从西伯利亚那片冻土上种土豆的农奴说起，一路从这段历史谈到人类最崇高理想的幻灭，否则会显得你很不有文化。如今，再在文章里喋喋不休地谈论斯拉夫的苦情哲学，恐怕会像如今谈论精神疾病背后往往离不开原生家庭一样——虽然没有错，但过多的重复终究会让人感到像是咀嚼过度的口香糖。于是，这一次，我打算换个思路，尝试从痛苦的杂种的角度，讨论人类为何必须对他人的苦难产生共情，或者说保持一种依赖关系。

　　我们先从痛苦本身聊起。《地铁》系列小说由俄罗斯作家德米特里·格鲁霍夫斯基主导创作，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地铁2033》被4A Games改编成了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从这本小说的背景来看，所谓痛苦的杂种在俄罗斯人的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不仅仅是一部小说，更是一部集体创作的网络小说。你或许很难想象，这样一部充满阴郁气氛的网络小说，居然会在中文互联网上流行，更遑论激发网民的集体创作热情。要理解这一点，只需要看看《临高启明》这部小说即可。在中国，人们通常喜欢快速解决问题、积极进取。没有什么困难是发展不可以解决的，如果有，那就让发展速度更快、更科学。

　　当然，很多严肃的文学作品本就不适合尊重原著。否则，改编就可能会遭遇猛烈的批评，甚至被视为精神变态。比如，《流浪地球2》便大幅度地改编了原著，这种改动几乎成了一种默契。类似地，《地铁》的游戏三部曲也没能避免这一套路。所有的文娱产品，最核心的任务，还是要传递那些动人的普世价值，让观众或玩家在其中找到希望，温柔地走向美好的未来。痛苦是可以有的，但不能让它成为唯一的主题，或者刻意地去强调它，否则可能就会被指责为贩卖苦难和焦虑，带有政治不正确的嫌疑。

　　以《地铁：离去》的改编为例，实际上，游戏的后两部与原著的关系是平行的。2019年，游戏中的阿尔乔姆和米勒上校开始了艰难的求生之旅，而《地铁2035》这本书甚至还没有完成。据说，德米特里本人参与了剧作，并默许了一些游戏剧情的适当改编——没错，那个令人心碎的结局，最终还是带有温暖曙光的好结局。在原著小说中，阿尔乔姆和米勒的命运截然不同。而这一条悲惨的时间线年相连接。在这个时间节点，阿尔乔姆和斯巴达游骑兵一行人已经离开了莫斯科地铁多年。新作的主角是一位神秘的陌生人（Stranger），也不排除是阿尔乔姆本人。而且，新的主角不再是沉默的哑巴，而是有了完整的语音演出。

　　4A Games的成员表示：虽然，这个离群索居者深受噩梦困扰，曾誓言再也不回到那个痛苦的地方，但作为创作者，我们必须回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讲好我们想讲的故事。他们有意让《地铁2039》的基调更加黑暗、沉重和压抑。你会感到，整个腐朽的世界几乎要将你压垮，迫使你深陷幽闭恐惧之中。我们将深入人性的最恶毒一面，将它展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强调：重点是，我们不想把末日题材浪漫化，也不想为它搭建一座主题公园。一直以来，《地铁》系列都在对人类行为进行悲剧性的反思，直到最后，悲剧降临到我们自己身上。通常，游戏玩家对于游戏工作室的容忍度较低，但大多数玩家终究还是人。作为人类，我们应当具备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承认4A Games是在战火中诞生的工作室——他们有权选择去放大，去聚焦人类社会中的某些恶劣品质，并把它们重重摔到台面上。

　　俄乌战争爆发不久，我还迟钝地把巴别尔及其作品归为俄国文学。回头一想，巴别尔其实出生在乌克兰的敖德萨，而且他还是犹太人。尽管他使用俄语写作，并曾加入了去除民族色彩的联合组织，但他显然与俄字并没有直接关系。而巴别尔偏要认同俄国身份，并用笔杆为此付出了生命。在另一个时空的当下，基辅市政府决定彻底移除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和安娜·阿赫玛托娃的文化遗产。这两位文学大师都是在乌克兰成长，曾经被当地视为文化的标杆，但因为他们用俄语创作，且认同俄罗斯族身份，如今他们的名字已被从历史书中抹去。这一幕何其荒诞。在统一多民族的国家里，这种情形似乎难以想象，更不能用平行的比喻来描绘。 在这场战争的背景下，许多人将其简化为两个不断上涨的阵亡数字和一条难以突破的战线。这两个字，足以浓缩整个局势：赢和输。而这，正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核心议题。曾经，我在豆瓣上看到一篇关于《塞尔维亚电影》的影评。虽然这篇影评更像是一种发散性的议论，但其中有个问题一直让我印象深刻：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一个遥远的国家、遥远的战争、遥远的废墟——既然如此遥远，为什么我们还要关注这些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物？ 这个问题值得深思，尤其是在消费文娱产品时，经常遇到痛苦的杂种的情况——我只是想知道这个产品质量如何，应该如何使用，并不想听这些充满消极情绪的长篇大论。这样的感受并不罕见，也完全可以理解，甚至无可厚非。然而，无论如何不情愿，人类始终需要痛苦的杂种。就像人体需要主动接种毒株才能建立免疫力一样，光是一个扫兴的阴沉家伙可能不会打破聚会的气氛，但如果有一群充满负能量的人走进了对的场合，也许就能改写历史。这不仅仅是关于爱与和平的虚无理想。学会共情他人，感受他人的痛苦，实际上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进化需求。众所周知，在二战之前，国际上并没有关于主权国家破产的机制。 一开始，当一些有害的旧秩序彻底崩溃后，存在主义、虚伪主义和荒诞主义就应运而生，而陷入这些思想的人，无一例外都变成了无病的痛苦的杂种。很多人都知道《等待戈多》，也知道戈多始终没有来，便开始探讨戈多的意义与否。但若你是一个典型的痛苦的杂种，你可能会最先注意到剧本开头，那两个像丧家犬一样的人站在那里，空洞而孤独。直到其中一位因为鞋子不合脚，痛得忍不住，另一位才慢慢走过去，问了句：你怎么不把鞋子脱下来？明明是自己的脚痛，怎么能怪鞋子？返回搜狐，查看更多